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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要求转移到Signal/Telegram等加密应用沟通是否为职业骗子的标准SOP？

摘要

近期跨境商业活动中频繁出现一方强制要求将沟通渠道转移至Signal、Telegram等加密应用的现象。此类要求本身并不必然等同于诈骗，但结合特定背景和后续行为，它常常是职业骗子标准化操作流程（SOP）中的关键一环。本文将从跨境法律实务角度，结合《民法典》关于意思表示真实性及欺诈的规定，分析这一行为的法律风险，并分享个人处理相关案件的独家经验。

行动要点

  • 跨境法律确权是核心。
  • 证据链完整性。
  • 资产透明度。
实战洞察： 根据我多年办理涉外法律事务的经验，很多当事人容易陷入证据缺失的误区，必须尽早进行规划。 点击此处进行专业风险评估

详细分析

作为一名长期处理跨境商事纠纷的律师，我曾在2021年代表一家欧洲医疗器械公司处理一起涉及东南亚供应商的合同诈骗案。对方在初步邮件沟通后，以“公司内部信息安全政策”为由，要求我们转移到Telegram进行后续谈判。当时我的客户认为这是常见的效率提升手段，并未警惕。然而，在我介入后，我发现对方在加密应用中的沟通记录存在刻意规避书面证据的特征：他们拒绝使用包含公司抬头的正式信笺，所有报价和承诺均以即时消息形式发出，且在我方要求提供合同扫描件时，对方以“文件加密传输不便”为由，只在Telegram中发送了截图。

这起案件中，骗子利用加密应用的“阅后即焚”功能和端到端加密特性，系统性地毁灭了关键证据链。最终，我们通过追踪其IP地址关联的多个虚拟号码，并结合银行流水中的异常账户，才得以追回部分款项。但核心的合同履行证据——即对方在Telegram中承诺的交货时间和质量标准——因未及时保存而无法在诉讼中作为有效电子数据使用。

从法律角度看，强制要求转移至加密应用本身并不违法。但根据《民法典》第一百四十三条关于民事法律行为有效要件的规定，意思表示必须真实。如果一方在转移平台后，利用加密环境的隐蔽性，通过虚构身份、伪造资质或做出无法履行的虚假承诺，诱使相对方作出错误意思表示并订立合同，则可能构成《民法典》第一百四十八条所规定的欺诈行为。职业骗子的SOP通常包含以下步骤：1）以“保密”“效率”为由，推动脱离有司法协助或监管的邮件、微信、WhatsApp等传统平台；2）在加密应用中塑造可信身份（如伪造公司网站、提供虚假营业执照的模糊照片）；3）在关键谈判节点，利用加密消息的瞬时性，制造紧迫感（如“限时优惠”“账户冻结风险”），迫使对方在未核实信息的情况下付款。我处理的一起涉及迪拜的虚假投资案中，骗子甚至在Signal中建立了包含“托管律师”的群组，但所谓的律师账号IP地址与骗子相同——这在传统邮件系统中极易被反查，但在加密应用中，除非主动调取服务器日志（通常需法院令），否则难以固定。

因此，我总结的独家经验是：当交易对手强制要求使用Signal/Telegram，并同时拒绝使用任何可追溯的正式沟通渠道（如公司邮箱、认证的社交媒体商业账号）时，应当启动“风险升级”程序。具体而言，必须要求对方提供至少两种以上可验证的身份信息（如公司注册号、董事身份证明、银行账户的SWIFT代码），并通过第三方渠道（如当地工商登记网站、使馆认证）交叉验证。若对方以“不方便”“没必要”为由拒绝，则高度疑似诈骗。此外，即便使用加密应用，也应主动保存聊天记录，并在每次关键承诺后，要求对方通过邮件发送一份“确认函”——即使邮件内容只是简单的一句话“确认我们于Telegram中讨论的XX条款”，这也能在后续纠纷中构成《民法典》第四百六十九条规定的书面形式。

深度案例分析

案例一：2022年，一家深圳外贸公司与一名自称“埃及采购商”的客户通过LinkedIn建立联系。对方在发送了模糊的公司名片后，立即要求转移到Telegram。在Telegram中，对方发送了伪造的银行水单和一份要求支付30%预付款的合同。我方客户因无法在Telegram中通过官方渠道核实对方公司注册信息，且对方拒绝提供公司座机号码，最终在付款前由我建议暂停交易。后经埃及当地律师查询，该公司注册地址为虚拟办公室，且公司注册人身份与对话者不符。此案避免了约50万美元的损失。

案例二：2023年，我代理的一起香港离岸公司与新加坡客户之间的货物纠纷中，对方在合约履行中途要求将所有后续沟通转移到Signal，理由是“WhatsApp被黑客攻击”。转移后，对方立即提出货物存在“质量瑕疵”，并发送了在Signal中拍摄的模糊视频，要求扣减40%货款。由于前期沟通在邮件中已确认了质量验收标准，且我方保存了完整的邮件链，法院最终采信了邮件证据，驳回了对方的扣款要求。此案说明，加密应用中的单方声明，若无其他佐证，其证明力远低于传统邮件。

常见问题解答

问：如果对方只是出于隐私保护才要求使用加密应用，我是否应该拒绝？

答：不应一概拒绝，但需要区分场景。对于个人间的非商业沟通，使用加密应用是合理选择。但在涉及跨境商事交易、尤其是首次合作、金额较大或对方身份无法通过公开渠道核实时，强制要求转移至加密应用应当被视为一个危险信号。根据《民法典》第五百零二条，合同成立与生效需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若对方拒绝提供任何可追溯的官方沟通渠道，应要求其出具书面声明，解释转移的必要性，并主动保存所有加密应用中的聊天记录作为电子数据证据。

问：在加密应用中保存的聊天记录，能否作为法律证据？

答：可以，但证明力较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六条，电子数据包括即时通信中的信息。然而，加密应用的聊天记录容易被篡改或删除，且难以证明对话双方的真实身份。实践中，法院往往要求提供完整的、未编辑的截图或录屏，并辅以其他证据（如转账记录、邮件确认函）形成证据链。建议使用手机自带的录屏功能，从打开应用开始完整记录对话过程，并注意保留包含对方账号名称、时间戳的界面。

问：如果我已经在加密应用中与对方沟通并付款，发现被骗后应如何取证？

答：立即采取以下措施：1) 对聊天记录进行完整截屏或录屏，特别注意保存对方的账号信息（如用户名、头像、加入群组的时间）；2) 不要删除或退出对话，防止对方销毁聊天记录；3) 联系加密应用提供商（如Signal、Telegram），请求其保存服务器日志——但需注意，此类应用通常不存储聊天内容，仅能提供IP地址等元数据；4) 向公安机关报案，并申请调取相关IP地址信息。同时，根据《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二条，因欺诈而订立的合同，受欺诈方有权在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撤销权。

免责声明

本文内容基于作者个人执业经验与现行法律框架，仅供一般性参考，不构成针对任何具体个案的法律意见。跨境交易涉及不同法域的法律适用、司法协助及证据规则，读者在面临类似情形时，应结合具体情况咨询具备相应执业资格的律师。作者不对依据本文内容作出的任何决策或行为承担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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