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跨境交易或合作中，若第三方评估报告将我方或合作方列为“高风险”（如涉及制裁、洗钱或欺诈风险），如何在不触发对方警觉、不引发商业关系破裂的前提下实现“无感撤退”，是跨境法律顾问的核心挑战。本文基于《民法典》第509条（合同严守原则）及第563条（法定解除权），结合联合国安理会制裁决议（如第1373号）及中国《反外国制裁法》第12条，提供一套“渐进式避险”操作框架，重点在于利用合同条款中的“不可抗力”“情势变更”或“合规审查触发条款”作为合法退出理由，同时通过非对抗性沟通策略（如“技术性暂停”“第三方介入复核”）降低对方敏感度。
行动要点
- 跨境法律确权是核心。
- 证据链完整性。
- 资产透明度。
详细分析
作为处理过十余起跨境高风险评估事件的律师，我深知“无感撤退”的难点不在于法律依据，而在于执行时的“情绪管理”。2019年，我代表一家中资企业处理与中东某石油公司的合资项目，对方因被列入美国OFAC制裁名单而触发我方内部评估的“高风险”警报。若直接以制裁为由退出，不仅会激怒对方（对方自认合规），还可能引发违约索赔。我的个人实践是：首先，在合同中预设“合规审查条款”——这是关键。我通常会在跨境投资协议中加入《民法典》第563条框架下的“附条件解除权”，即“若一方因国际制裁或国内法规变动导致合作基础丧失，另一方可书面通知后暂停履行”。其次，撤退路径必须分层：第一层是“技术性暂停”，以“内部审计调整”或“股东决议程序未完成”为由，暂停资金支付与信息共享，而非直接提出解除；第二层是“第三方复核”策略，联合聘请国际律所出具法律意见书，将对方的高风险状态转化为“客观事实”，而非我方主观判断；第三层是“替代方案”的引导，例如提议引入合规担保人（如银行保函）或调整交易结构，若对方拒绝，则自然过渡到“情势变更”解除（援引《民法典》第533条）。最核心的经验是：永远不要使用“高风险”一词。在沟通中，我统一使用“基于最新监管指引的合规评估差异”作为话术，将责任外化给监管机构，而非对方自身。例如，在2021年处理某东南亚电商平台评估时，我以“中国《数据安全法》第36条要求重新评估数据出境路径”为由，成功将合作转为“暂停观察期”，三个月后对方主动提出修改协议，我方顺利退出且未伤及关系。
深度案例分析
案例二：2020年，非洲某矿业公司被评估为“高风险”（涉及环境与人权争议）。我方作为融资方，若直接退出将导致项目停滞。我采用“分阶段资金释放”策略，以“国际金融公司（IFC）绩效标准”为参照，要求对方提交第三方环境审计报告。因对方无法满足，我方依据合同中的“先决条件未成就”条款（《民法典》第158条）自然终止协议，对方未提出异议。
常见问题解答
问：如果合同中没有预设“合规审查条款”，如何实现无感撤退？答：可援引《民法典》第533条“情势变更”原则，但需证明评估风险属于“不可预见、不属于商业风险”的变化。实践中，我会先以“内部合规培训升级”为由暂停非核心义务，同时向对方发送一份“监管政策变化告知函”（如引用中国《数据安全法》或美国《出口管理条例》更新），将撤退行为包装成“响应监管要求”。但需注意，此路径可能引发对方要求修改合同，需提前准备“替代条款”作为缓冲。
问：对方坚持要求解释具体风险，如何避免直接说出“高风险”？
答：使用“合规差距分析”替代。例如，告知对方“我方内部审计发现双方在信息共享流程上存在与《个人信息保护法》第55条不完全一致之处，建议暂停数据交互以完成整改”。若对方追问，可进一步解释“该差距未达到法定标准，但为谨慎起见，我方需内部复核”。核心原则是：将问题限定在“流程”而非“主体”，避免给对方贴上“高风险”标签。
问：撤退后对方要求赔偿，如何应对？
答：若撤退合法（如基于合同条款或法定解除权），则无需赔偿。但为维护关系，可提供非金钱补偿，如“优先考虑未来合作”或“共享行业报告”。若对方坚持索赔，可援引《民法典》第590条“不可抗力免责”或第592条“双方过错”进行抗辩。我方曾在一案中通过“技术性暂停”期间主动协助对方寻找替代合规方案，最终对方主动放弃索赔。
免责声明
本文所述策略基于中国大陆及国际通行法律原则，不构成具体法律意见。跨境法律事务受多重司法管辖区影响（如美国制裁法、欧盟GDPR、中国《反外国制裁法》），实际操作中需结合个案评估报告的具体内容、合同适用法律及对方所在地司法环境。建议在实施“无感撤退”前，由持有相关国家执业资格的律师进行合规复核。作者对因直接援引本文建议而引发的任何法律后果不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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